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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“煤电”退出的挑战与机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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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“煤电”退出的挑战与机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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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9年一月底,德国“煤炭委员会”(全称“增长、转型和就业”委员会)正式通过决议,宣布德国最迟将于2038年以前彻底放弃燃煤发电。德国“弃煤”的特别意义在于,目前燃煤发电仍然是德国电力系统的支柱,占德国年总发电量的35%,与所有可再生能源发电相加比例持平。同时,德国国内具有丰富的煤炭储量,在过去200年间为德国发展强大的工业竞争力提供了廉价的能源供应,停止相对便宜的燃煤发电无异于“壮士断腕”。

  英国和加拿大在联合国2017年波恩气候变化会议上发起成立的“弃用煤炭发电联盟”(The Powering Past Coal Alliance),目前已有法国、丹麦、意大利、墨西哥等32个国家和美国加州、纽约州、澳大利亚首领地等22个地区政府参加。根据计划,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将在未来5-12年内彻底淘汰燃煤发电。

  在中国,燃煤发电的进退也在对中国能源结构和地区经济产生重大影响。

  中国燃煤发电产能的退出至少有以下挑战。

  首先,中国需要退出的煤电规模远远大于世界其他国家。目前燃煤发电占中国发电总量的65%。截至2018年底,中国煤电规模已经达到10.1亿千瓦,同时根据全球煤炭研究网络(CoalSwarm)2018年9月发布的报告,中国正在开发建设的煤电装机达2.6亿千瓦,几乎相当于美国全部现有煤电装机。同时,燃煤发电伴随的环境问题,对各地方关停煤电带来更大的压力。比如各地制定的“打赢蓝天保卫战行动计划”及“大气污染防治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”,往往把当地部分燃煤电厂关停作为一项重要目标。这些因素叠加,使煤电的关停压力和退出时间特别紧迫。

  第二,煤电退出缺乏统一的思路和相应的政策支持。

  第三,以我们调研的发电企业而言,除少数企业外,发电企业往往对燃煤发电的关停有强烈抵触情绪,并且对转型缺乏战略考虑。

  2018年中国火电企业亏损面近50%,但在我们调研的企业中,很少有企业愿意对发电机组主动关停,对超过或接近设计服役年限的燃煤发电机组也不例外。

  与这三重挑战相对应的,是中国的“退煤”三个突出的有利条件。

  首先,尽管中国煤电需要关停的绝对规模巨大,但是相对于中国目前世界规模第一的、总量达19亿千瓦的装机总量而言,仍然可以承受。目前中国以风电、光电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发展迅猛,电网覆盖完备,特高压等技术的发展又为长距离输电创造了有利条件,因此部分煤电关停在技术上完全可行。特别是由于近年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高耗能制造的减少,中国整体用电形势宽松,电力供应远大于需求。2018年,中国火电厂平均年发电时间仅为4361小时,尚不足50%的设备利用率,有序、大幅的煤电关停不会对中国电力供应安全造成威胁。

  其次,虽然当前煤电退出缺乏整体协调的安排,但是如果设计合理,煤电关停符合包括中央政府、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内的各方的利益,政策协调具有可行性。

  最后,目前发电企业关停煤电机组遇到的主要困难来自于员工的安置压力。

  此外,英国《金融时报》能源评论员尼克·巴特勒指出:未来二三十年,能源行业将迎来一场工业革命。尽管全球经济持续增长,人口仍在增多,但能源总需求将趋于稳定。制定一项转型战略应成为所有能源行业从业者的优先任务。

  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(McKinsey)预测报告指出:到2035年,可再生能源(太阳能和风能)将占全球发电量的50%以上;电动将成为乘用车、厢式货车和小卡车司机的成本较低的选择;石油需求将会下降;天然气需求也将见顶。(FT中文网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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